秀才这身份，听着挺光鲜，可清朝时候，秀才的日子真是天差地别，有的一贫如洗，有的腰缠万贯，咋回事？《儒林外史》里，范进穷得让卖猪肉的岳父都瞧不上，严监生却攒下十万家财。这背后的门道，就得从秀才的分层说起。
先说说秀才是个啥。简单讲，秀才就是通过院试的读书人，相当于考上了“大学”。但这“大学”也有三六九等，秀才分好几档：附生、增生、廪生。附生是最低一档，考上秀才但没啥额外待遇，增生稍微高点，有机会补缺更高的位置。廪生可是金字塔尖，每年能拿四两银子的津贴，搁现在有点像公费生。别小看这四两银子，虽说不多，但廪生的真金白银不在这儿，而在“保人”这门生意上。想考秀才的童生，得找两个廪生担保，一个自己找的叫认保，一个官方派的叫派保。这俩保人可不是白干的，收钱是行规，少则几两，多则十几两，简直是躺着赚钱。廪生名额有限，府学四十个，州学三十个，县学二十个，挤不进这圈子的，只能当增生或附生，待遇差一大截。
再往上，还有监生和贡生。监生是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是中央最高学府，听着高大上，但分好几种。优监是从增生、附生里挑出来的尖子生，恩监和荫监靠背景，皇帝特许或官员后代牺牲的才能进，例监更直接，花钱买个名额就行。比如《儒林外史》里的周进，砸钱买了个监生资格，才有了参加乡试的机会。监生再风光，也没资格直接做官，顶多算个“预备役”。贡生就厉害了，堪称秀才里的战斗机。贡生是从地方选出的顶尖秀才，名义上进国子监读书，实际上后期国子监就是个空壳子。贡生分五种：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岁贡靠资历，熬年头就能上，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等到七十一岁才混上个岁贡，足足熬了半个世纪。拔贡和优贡得靠真本事，层层考试，过五关斩六将，考上了还能当七品官，比如知县或教谕。贡生和举人、进士一样，算正儿八经的官场敲门砖。
这分层一拉开，秀才的日子自然就不一样了。像范进这样的附生，没津贴没背景，只能靠教书或给人写信勉强糊口，穷得叮当响。严监生就不一样，他家是读书人世家，哥哥是贡生，大舅哥是廪生，家里还有田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十万家财不是吹的。这差距，不光是个人能力，还跟社会资源、家族背景脱不开干系。廪生和贡生有稳定收入来源，社会地位也高，娶媳妇、做生意都容易，附生和增生就只能苦哈哈地熬，熬不上就一辈子穷酸。
从社会角度看，这分层也折射出清朝科举的严苛和不公。科举是普通人翻身的梯子，可梯子太窄，能爬上去的没几个。廪生名额有限，考试又难，很多人一辈子卡在秀才这关，乡试考不上，家底又薄，只能困在底层。经济上，廪生和贡生靠津贴和担保费能过上体面日子，附生却连温饱都难保证，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文化上，秀才群体承载了儒家价值观，读书人被视为社会精英，可底层秀才的窘迫又让这光环蒙上阴影，社会对他们的尊重也打了折扣。
再说点北方的味儿，咱老北京有句俗话，“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听着豪气，可现实里，穷秀才连门都出不起。像范进那样的，寒窗苦读十几年，熬白了头，最后还得靠岳父接济，搁谁不憋屈？可反过来，严监生那样的，靠着廪生的身份，家里田产越滚越多，日子过得比地主还滋润。这不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吗？
秀才的分层跟现在也有点像。大学生一抓一大把，可名校毕业的和普通院校出来的，起点就不一样。清朝的廪生、贡生，相当于现在的985、211毕业生，资源多、机会广；附生、增生就像普通本科生，找工作得靠自己闯。社会这张网，啥时候都差不多，资源总往高处流，底层想翻身，难上加难。
数据上，清朝中期，全国秀才大概有50万到100万，廪生却只有几万人，贡生更少，估计不到一万。能从秀才熬到举人、进士的，百里挑一。这数字背后，是无数读书人寒窗苦读却一无所获的辛酸。蒲松龄就是活例子，十九岁中秀才，科场却屡屡失意，七十一岁才当上岁贡，还只是个候补小官。这不光是个人悲剧，也是科举制度下资源分配不均的缩影。
秀才这群体的故事，讲到这儿，差不多也能看出点门道。身份决定资源，资源决定命运。清朝的科举，给了寒门一点希望，可更多时候，还是背景和运气的游戏。看到范进穷得揭不开锅，严监生富得流油，咱心里能没点感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