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乌冲突看俄战略军事理念调整
远望智库开源情报中心 尘封 编译
俄乌冲突验证并放大了俄军事理论家及许多军事精英战前基于与西方关系以及现代冲突的本质与样式而得出的战略结论。尽管俄军在战场上实现了战术创新，但其对与北约的战争构想与2022年之前基本相同，强调在“威胁期”为胜利塑造条件，在“初期”部署快速且压倒性的兵力，通过战略防御和远程打击让对方付出代价，以及削弱敌方战斗意志，并将其视为致胜的关键。
2022年以来，俄罗斯的战略军事思想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变化仅限于核心思想的外围。尽管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有失利，但这场冲突并未颠覆其战略思想。相反，它只是在总参谋长格拉希莫夫十多年前阐述的既有框架中增加了一些新元素。事实上，对于俄军事学者而言，这场战争证明了格拉希莫夫理论框架的有效性。他们将这场“特别军事行动”描述为西方针对俄罗斯发动的一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最终或引发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战争。担心与北约发生热战一直是俄战略筹划的关键驱动力，并且在2025年仍未改变。
俄军事战略学者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已陷入一场至少自2022年以来愈演愈烈的生存冲突。他们经常辩称，西方国家正在以更猛烈的方式实施战前几十年就已确定的混合战争战术。这种军事思维的微小转变不仅反映了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经历的回应，也反映了其对全球战略环境变化的感知。因此，尽管一些俄军事思想家主张对现有军事理论和冲突升级管理模式进行有限修订，但决定俄罗斯战略、作战理论和冲突升级的假设基本保持不变。
一、战略连续性
（一）俄乌冲突前的俄军事战略
后冷战时期，俄军事精英就现代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近2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观察家们逐渐认识到，远程精确打击、网络中心战以及利用非军事手段（尤其是信息和政治工具）来实现军事目标，已成为现代冲突的典型特征。为此，他们制定了一项军事战略，旨在利用这些领域的非对称性与对手对抗。在认知领域影响对手的政治支持和领导决策能力，成为俄罗斯战略的一个重点。使用军事力量，尤其是“非接触战”，即以快速决策实现对敌关键目标的防区外打击，仍然是重要手段。
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军事思想的两大关键要素是“积极防御”（亦称先发制人）和冲突升级管控。对于俄军事精英而言，成功遂行这两项意味着要持续深入理解现代冲突的类型和阶段。在俄军事思维中，正确界定一国所处冲突的类型（见表1）对于战略威慑至关重要。它使军事筹划人员者能够确定特定冲突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在控制冲突升级的同时，适当运用国家力量来迫使对手就范。
俄罗斯对冲突阶段划分的理解同样至关重要。这种理解基于对政治军事形势的评估，并据此做好军事准备，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最终，包括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内的俄军事精英开始相信一种致胜理论，该理论基于对关键目标实施先发制人防区外精确打击、主动破坏对手领导层的决策以及快速果断的军事行动，同时以可信的核威胁为后盾，保持对冲突升级的主导权。这些行动被视为在冲突顶端利用敌方弱点的非对称行动。支撑这些行动的思想同样源于俄精英对冷战后美国军事行动的评估，以及对自身相对于北约的弱点的认识。这些思想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军事战略的基础。
表1 2014年俄军事理论所描述的冲突类型
冲突类型
描述
军事危险
国家间或国家内部的一种关系状态，其特点是在某些条件下，相关因素可能引发军事威胁的出现。
军事威胁
国家间或国内关系的一种状态，其特征是对立双方之间存在发生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以及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或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组织保持高度的使用军事力量（武装暴力）的状态。
武装冲突
国家之间（国际武装冲突）或一国领土内敌对双方之间（国内武装冲突）发生的有限规模的武装冲突。
局部战争
这种战争追求有限的政治军事目标，军事行动仅在交战国的境内进行，且主要影响的是这些国家的利益（如领土、经济、政治利益）。
地区性战争
由一个地区内多个国家参与，由国家或联盟武装力量主导的战争，双方在此期间追求重要的军事政治目标。
大规模战争
国家联盟之间或全球社会中最大国家之间的战争，交战方追求激进的政治军事目标。大规模战争可能是以下情况的结果：武装冲突升级、局部战争或涉及世界各地众多国家的地区战争。这场战争将需要动员参与国的所有可用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
（二）冲突类型与混合战争
经过三年的战争，俄罗斯战略家们并未改变对全球安全环境的评估。尽管俄罗斯学者已从俄乌冲突中汲取了战术教训，但冲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和理论。2014年军事理论所描述的基本冲突类型（见表1）并未发生变化。
同样，关于西方混合式入侵的基本威胁认知和基本观念也未发生改变。俄乌冲突前，军事理论家们就为战争制定了一个定义，其中包括利用经济、信息和外交手段在敌对国内制造不稳定。这些措施还会为向被认为对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派遣外军创造条件。2022年以来，俄罗斯的思维一直集中在美国和北约所支持的这种全球多域混合战争模式上，俄罗斯学者也经常将俄乌冲突描绘为该战争样式的例证，并作为对其早期理论的印证。例如，在2022年末的一篇关于战争中心理韧性的重要性的文章中，后来晋升为中将并担任总参军事学院副院长的Korzhevskiy少将指出：“新的对抗域已经出现，如经济领域、信息领域（包括科学、教育和网络空间）、意识（心理、认知）领域等，在这些领域，有可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给对方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害（击败）。”
这些观点反映了俄乌冲突前俄罗斯的军事思想。尽管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了灾难性的流血事件，但在俄罗斯的思想中，使用致命武力只是战争概念的一个方面。战争被视为一种涵盖国家行动全部范围的活动，并且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在Korzhevskiy所指出的所有对抗域进行自我重塑。
俄罗斯军事思想家认为，混合战争、俄乌冲突以及与北约可能发生的战争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他们声称，特别军事行动是这一假设的延伸，而非背离。
最后，俄罗斯战略家们继续倡导采用一种全面的战略威慑方法，这种方法使俄罗斯能够在所有级别的冲突中拥有主导冲突升级的权力。战略和非战略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冲突升级理论的王牌。军事精英们认为，这些武器的根本目的是给对手施加心理压力，并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害”。他们强调，俄罗斯威慑政策的基础仍然是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最不利情况下，对入侵者实施具有毁灭性后果的报复性打击。简而言之，俄军事学者仍然坚持其独特且不断演变的“战略威慑”概念。
（三）冲突阶段划分
俄乌冲突还强化了俄罗斯此前关于冲突阶段划分的理论，尤其是“威胁期”和“战争初期”的重要性。因此，俄军事学者继续强调这些阶段在决定冲突成败方面的重要性。俄乌冲突的旷日持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两个阶段的重要性。
历史上，俄罗斯对“威胁期”的广义理解是冲突爆发前的“极度恶化”时期。俄军事学者指出，这一时期可能以军事部署、外交恫吓、恶意信息攻势和胁迫性经济措施为特征。截至2024年，“威胁期”的定义和重要性保持不变。例如，俄总参军事学院Serzhantov中将强调了其重要性，他指出“军事冲突爆发前的时期具有特殊作用”。这一特殊作用包括试图削弱敌方意志，并为军事行动塑造战场空间。
同样，“战争初期”在俄罗斯人的思维中仍然至关重要。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初期筹划和表现不佳，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延宕，似乎让战略家们更加重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例如，2023年初，即将被提拔为俄空天军副司令的谢苗诺夫少将（Semenov）撰文称，战争初期是“不仅在空天战役中，而且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决定性阶段”。谢苗诺夫认为，大规模冲突的第一阶段将以防御性战略空天作战为特征，其目标是阻止北约达成目标，包括对俄实施战略性斩首和解除武装打击，以及在战役层面实施大规模打击。
来自空天防御军事学院的Valentin Dybov、Yuriy Podgornykh和Maxim Kolodko持有与谢苗诺夫相同的看法。他们写道：“在和平时期正确预见战争初期并为此针对性做好准备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他们而言，俄遭受突袭的前景并不新鲜，俄领导层应优先做好准备，以抵御通过欺骗手段对俄发动空天攻击的威胁。
D.S.Belenkov、A.S.Borisenko以及V.V.Sukhorutchenko指出：应及时识别潜在敌人的可能行动计划，揭露其通过空天攻击手段（包括常规和核手段）对俄实施即时全球或核导弹打击的准备情况，以及评估俄战略威慑力量的行动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局势。Belenkov及其同事致力于开发新的分析工具，利用人工智能来评估冲突升级的动态和潜在趋势。推动使用先进技术来解决紧迫的军事战略问题是俄军事精英们的共同课题，在战争的战役层面尤为突出。
或许并不出人意料，针对北约快速突袭的拟议解决方案也仍未改变。俄海军前总司令叶夫梅诺夫在2023年写道，胜利的关键仍在于“在军事冲突初期，抢先于对方做出并执行决策，从而掌握作战主动权。”这些关于先发制人和预防冲突的理念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已融入俄军事理论中。
在“初期阶段”，强调采取果断行动给敌方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害”，反映出这样一种理念，即通过惩戒敌方来破坏其决策能力和战斗的政治意愿，是取得胜利的关键。Korzhevskiy甚至引用了格拉西莫夫的名言：“在现代战争中，胜者不是那些比对手更强大的人，而是那些能改变[对手]想法的人。”当时，Korzhevskiy可能并未意识到消耗战在俄乌冲突中将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其他俄军事学者仍持有这种观点，并且体现在对乌克兰电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持续攻击上。这些成本强加措施，旨在说服乌克兰以俄罗斯可接受的条件结束冲突。俄罗斯持续的惩戒行动反映出其冲突致胜理论基本未变。
二、冲突阶段划分与混合战争
2022年2月以来，俄军事思想家对其既定理念的改变有限。他们普遍认为，俄乌冲突标志着格拉西莫夫十年前关于冲突升级、颜色革命和混合战争的思考在理论世界的实现发生了转变。他们认为，最近的事件是格拉西莫夫早在2013年就阐述过的威胁的自然结果。对于俄军事学者而言，俄乌冲突很大程度证实了格拉西莫夫的观点，并为这些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例如，L.A.Prudnikov上校和A.V.Kuzmenko中将曾在《军事思想》一书中写道：“近年来……军事冲突的性质和内容已趋向多样化，出现了网络战、意识战、地球物理战、信息战、混合战等理论，并付诸于实践。”他们认为格拉西莫夫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声称战争的惨痛经历表明，格拉西莫夫可能低估了非军事挑战的程度。他们建议“需要对利用经济、政治、信息、精神等手段以及其他非军事措施来消除[威胁]的新方法进行科学论证。”Prudnikov和Kuzmenko认为，在威胁期或初期阶段，可以采取更有力和更有效的非军事措施来预先遏制战争。
俄乌战争也促使在公认的解释框架内出现了更多细微差别的新观点，以及潜在的重要思想转变。总参军事学院高级研究员、退役少将A.I.Malishev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俄罗斯的军事理论必须更新，以反映当前国际对抗的各个方面。Malishev等人提出增加表1所示的冲突类型。他们还提议在“内部武装冲突”类别中增加“有外国干预”或“无外国干预”这一变量（见图1）。他们还提出了“有限规模武装对抗”这一新类别，并将其定义为全面和平与高端战争之间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武装事件、边境武装冲突和其他武装冲突。这意味着在战争前的“威胁期”，这些新增类别将增加俄罗斯与其对手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图1： 更新后的军事冲突类型
此外，混合战争的概念可能正在扩大。退役上校Aleksandr Bartosh是主张在传统的俄罗斯冲突类型和升级模型中增加代理人战争这一项，并试图为代理人战争本身构建一个升级模型。这些模型主要适用于俄罗斯人认为西方对俄罗斯所采取的行动，经常引用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作为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的关键例证。从理论上讲，这些模型同样适用于俄罗斯可能对西方采取的行动，但这并不是俄罗斯关于代理人战争的军事著作中的重点。无论代理人战争是否被纳入公认的升级模型，它势必会成为俄罗斯实现地缘战略目标的一个未来选项。2024年莫斯科向胡塞武装提供目标情报很可能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Bartosh本人曾呼吁对乌克兰和支持乌克兰的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战争目标实施“报复性反击”。
俄罗斯理论界一致认为，核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不太可能仅限于常规冲突。因此，他们得出了与冷战时期西方思想家相似的结论，即代理人战争可能用于争夺对手的战略军事目标，而不会使核大国陷入直接冲突。
俄罗斯的战略思想家们似乎在重新审视冷战时期的经验教训，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然而，他们也认为，目前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领导人已经“不再”害怕核战争。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必须重新学习和更新关键概念，如代理人战争，以保护自己，同时尽量减少核灾难发生的可能性。
例如，在Bartosh的基础上，米哈伊洛夫斯卡娅军事炮兵学院的M.A.Savushkina在2024年写道：在法律层面使非常规战争的手段和形式概念合法化，是朝着制定一套应对代理人战争的措施迈出的重要一步，最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建立一套机制，使俄罗斯能够抵御此类侵略……显然，乌克兰并非西方削弱俄罗斯实力、破坏俄罗斯国家社会文化和历史基础的唯一代理人。
重要的是，Savushkina还认为，代理人战争可以作为针对其他国家的预防性（或先发制人）措施。然而，Bartosh对俄总参谋部的影响可能有限，而且在俄罗斯有关代理人战争问题尚未达成共识。
三、影响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俄罗斯对现代战争性质的战略思想并未发生重大改变。在俄罗斯看来，初期入侵的失败、堑壕战的残酷消耗，以及俄罗斯战略打击行动未能摧毁乌克兰战斗意志，都未暴露出其战前理论的任何错误。大多数俄军事学者认为，俄乌冲突证实了其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所提出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西方混合战争的非军事方面正将乌克兰更深地拉入北约的轨道，并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需要采取行动。他们认为，冲突的延宕是初期计划和执行不力的结果，也证明了初期成功的重要性。最后，他们认为西方的介入不是为了保卫乌克兰，而是直接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尽管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期间进行了战术创新，但它仍像战前一样，继续为与北约的战争做准备。其致胜理论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在“威胁期”为成功创造条件；在“初期”部署快速且压倒性的力量；通过战略防御和远程打击迫使对方付出代价，以及破坏对手的战斗意志。尽管这些指导性概念仍在不断发展，且随着俄军事学者围绕该战略理论进行辩论而不断拓展，但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原文链接：www.c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