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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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两年，我一打开（美国）互联网就看见许多网友满口“咱妈”，将中央电视台称为“央妈”，将CCTV 6 称为“六公主”。例如“咱妈”厉害了，“咱妈”背着咱们干大事，“咱妈”暴打谁谁谁...这些拟人化的表达表面上看是幽默风趣的网络语言，但从公共讨论的深度来看，这种表达实际上反映了对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肤浅理解和幼稚心理。
国家与公民之间并非家长与儿童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这种语言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削弱了对公共事务讨论的深度与责任感，并加深了服从心理和主从关系的错位。
一、国家与公民的本质关系：
合作而非依赖
1. 国家的功能性与公民的主体性
从现代政治来看，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公共利益，其本质是公民授权的治理工具，而非情感化或人格化的“家长”。洛克和卢梭的契约论指出，国家与公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家是为公民服务的组织形式。
“咱妈”这种表达模糊了这一关系，把国家拟人化为具有感情色彩的母亲，强化了国家的权威性和庇护性。这种表达将国家与公民的平等关系降格为单方面的依赖关系，把公民形象削弱为未成熟的“孩子”。在这种语境下，公民的主体性被抹去，对国家的监督意识和参与意识也随之弱化。
2. 责任转移与依赖心理
康德认为，成熟的公民应当拥有独立思考和承担责任的能力。而“咱妈”式的语言表达隐含了公民将自身责任转移给国家的心理。把国家视为“咱妈”，一方面是对权威的依赖，另一方面也传递出一种逃避责任的倾向：当社会问题出现时，公民更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咱妈”，而不是反思社会的责任与作用。
这种依赖心理削弱了公民的参与感，掩盖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真实的互动——国家需要公民的参与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而公民需要通过主动行动维护权利。将国家拟人化为“咱妈”，无疑是在这一重要关系中设置了情感化的误导。
二、“咱妈”式语言表达的幼稚化倾向
1. 家庭化隐喻的文化根源
中国文化中强调家国一体，传统家庭观念与政治理念长期交织。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国家常被比喻为“大家庭”，而国家机构被视为“家长”，“咱妈”“央妈”这样的语言延续了这种文化隐喻。
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家庭化的语言隐喻显得过于幼稚，因为它掩盖了现代国家的法律理性与工具性本质，将复杂的治理结构简单化为情感依赖。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阻碍了公众对国家机构角色的深刻认知。
2. 语言的娱乐化与公共事务的去政治化
网络语言的幽默特性使“咱妈”“央妈”成为流行表达，可这种幽默本身却带来了问题。
福柯在权力话语理论中认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还塑造了人们对权威的认知。当人们用拟人化、家庭化的语言描述国家或权威机构时，这种语言游戏会弱化公共事务讨论的严肃性。例如，戏称CCTV6为“六公主”虽有趣，但会让人忽视其作为文化窗口的社会责任和实际功能。
更重要的是，这种语言表达往往削弱了公众对权威的思考。将国家或机构人格化为“家庭成员”，在潜意识中塑造了一种温和、亲近的权威形象，这极其容易掩盖问题，甚至消解公众对其职能的监督意识。
三、“咱妈”表达
对服从心理与主从关系的强化
1. 权威与公民之间的主从关系错位
将国家拟人化为“咱妈”，实际上强化了一种上下级的主从关系，而非现代民主社会中强调的平等合作。这种表达让国家从服务者的角色变成了“主导者”，公民则被默认为“被服务者”或“服从者”。在这种隐喻下，国家的权威被绝对化，公民的权利意识被弱化，逐渐形成“国家高于公民”的认知框架。这种语言表面上亲切，却潜移默化地加深了对国家权力的盲目服从。
当社会问题或公共事务引发争议时，公众可能更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咱妈”那样不可置疑的权威。这种语言表达的潜在危害在于，它通过情感化和人格化的方式巩固了国家的支配地位，而忽略了国家本质上作为工具的事实。
2. 服从心理的强化与参与意识的弱化
这种拟人化语言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强化了公民对国家的服从心理，削弱了公民的主动参与意识。拟人化的“咱妈”隐喻不仅让人们对国家的权威性产生天然的情感依赖，还可能让公众在面对国家或公共机构的问题时，表现出“孩子式”的忍耐甚至纵容。
汉娜·阿伦特曾警告，当人们将服从视为自然时，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会逐渐丧失。将国家拟人化为“咱妈”，虽然看似无害，但实际上降低了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独立性思考，让批判性思维让位于盲目的信任与顺从，这无疑削弱了现代民主社会中应有的权力制衡和公众监督。
四、为什么这种表达不是“无害”的？
1. 语言塑造认知与社会心理
维特根斯坦曾指出，语言的使用决定了人们怎样看待世界。“咱妈”这种语言虽然看似轻巧，但在无形中塑造了人们对于国家与权威关系的认知。通过家庭化的隐喻，公众逐渐将国家视为“绝对正确的权威者”，从而忽视国家的服务性和工具性本质。这种认知错位导致公民在面对国家权力时容易表现出情感化和非理性的态度。
2. 幽默掩盖了深层问题
网络幽默是一种语言创新，但当其涉及公共事务或权威机构时，过度戏谑化会掩盖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将中央电视台称为“央妈”或将CCTV6称为“六公主”，这种拟人化表达通过幽默软化了机构的权威形象，但同时也遮蔽了公众对其真实作用和责任的批判性思考。这种表达让公众更加关注表面上的“亲切感”，而忽视了其作为权力机构需要被监督和问责的本质。
当语言失去严肃性时，公众讨论也会随之变得浅薄。例如，公众可能关注“央妈”作为“娱乐化符号”的传播效果，而不是央视在舆论引导、信息透明度和文化输出等方面是否履行了应有的职责。这种戏谑语言的流行，实质上助长了一种“去政治化”的公共话语环境。
3. 主从关系的错位削弱公民权利意识
“咱妈”式的语言表达强化了“国家高于公民”的隐性意识，进一步拉开了国家与公民之间本应平等的关系。这种主从关系的错位让公民更加被动地接受国家的权力安排，而非主动地参与社会治理。这种语言看似“亲切”，却实质上助长了对权力的服从性和对自身权利的忽视。
例如，当人们习惯于将国家视为“咱妈”时，很多社会问题会被情感化处理，甚至被合理化——就像“孩子”对“母亲”的错误采取包容态度一样。这样一来，公民在面对不公或失职时，缺乏必要的质疑和行动意识。这种语言塑造的不仅是服从心理，还可能导致公民在面对公共事务时丧失独立性与批判性。
五、怎样走出“咱妈”式表达的局限？
1. 从拟人化到理性化
语言的改变能够引导思维的进步。公众需要逐步摆脱对国家、机构的情感化表达，用更加理性化和结构化的语言参与公共讨论。例如，将国家视为“契约共同体”，将公共机构视为“功能性服务机构”，这些理性的表达能够帮助公众正确认识国家和机构的角色。
2. 强化公民意识：建立平等合作的认知
公众需要从语言和心理上建立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明确国家是为公民服务的工具，而非权威的家长或情感化的母亲。只有当公民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非附属者，才能主动参与社会事务，推动社会进步。
3. 公共讨论的严肃性
在公共话语中，幽默和趣味性并非不可取，但它们不应该成为掩盖深层问题的手段。在涉及国家与机构的重要讨论时，公众需要回归严肃和理性，将语言的重心放在问题的本质和公共利益上，而非单纯追求戏谑效果。
“咱妈”“央妈”“六公主”这类拟人化、家庭化的网络语言表面上是幽默风趣的表达，但从社会层面来看，其背后折射出公民意识的弱化和对国家与权威关系的认知错位。这种语言不仅强化了对权威的服从心理，还进一步加深了主从关系的错位，削弱了公民对国家的批判性监督和独立参与意识。
要实现更加成熟的社会治理和公民社会，公众需要摒弃这种肤浅的表达方式，用更理性、深刻的语言构建平等而独立的国家与公民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