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些绝美的诗句，都出自《诗经》。《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简称“诗三百”，或“三百篇”，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编成于春秋时代，反映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社会生活。
两千多年来，《诗经》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与审美，它不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广的影响，也是弥足珍贵的古代史料，是中国文化大百科，光出自诗经的成语就多达300个：窈窕淑女、高山仰止、未雨绸缪、投桃报李、天作之合...
国学大师钱穆说，吾人如读中国一切文学作品，最好是先读《诗经》。但若你只知诗经之美，而不知其他，也不失为一种人生之憾。
陈子展先生生前浸淫于《诗经》研究，《诗三百解题》这本书是他继《诗经直解》之后又一部治《诗》的力作。全书征引浩博，考论精审，颇多创获，将《诗经》背后的故事、情感、意蕴一一道尽。
硕人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硕人》，是写庄姜新婚幸福生活之诗。在此以前，关于庄姜的几篇诗，都是写她不见答于庄公、失宠以后的不幸的生活。
隐三年《左传》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这当是《诗序》说“《硕人》闵庄姜”所本。其实这诗只说她美，不曾说她无子；并无忧悯她的话，倒有夸张她新婚骄贵的意思。诗说“卫侯之妻”，当作在卫庄公即位一两年以后。庄公元年甲申，当鲁惠公十二年，周平王十四年（公元前七五七）。先一年武公卒，这一年庄公立。据此就可以推知这诗作出的年代和《淇奥》一诗相差不远了。
根据《鲁诗》遗说，这诗是庄姜之傅母所作，作在庄姜初嫁之时。这就和《毛诗》所说不同。魏源所说，见《诗序集义》（编按：《诗序集义》云：“《硕人》，庄姜子傅作也。庄姜始嫁，操行哀惰，淫佚冶容。傅母谕之，乃作《硕人》之诗，砥厉女以高节，以为家世尊荣，当为世法则，姿质聪达，当为人表式，徒修仪貌、饰舆马，是不贵德也。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
王先谦《集疏》说：“案左隐三年《传》：……卫人云云，谓当日曾为庄姜赋诗，非谓咏其无子。此自左氏行文之法如是，与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句例略同。不得执此为闵忧无子之证，毛似误会左意。《易林?豫之家人》：‘夫妇相背，和气弗处。阴阳俱否，庄姜无子。’用《左传》文，无一字及诗义。或据此谓齐与毛同，亦非。诗但言庄姜戚族之贵，容仪之美，车服之备，媵从之盛，其为初嫁时甚明。何楷云：诗作于庄姜始至之时，当以《列女传》为正。”
王先谦肯定这诗作于庄姜初嫁时，自是不错。我们读这诗，依《毛诗》说，既看不出诗有国人忧悯庄姜的意思；依《鲁诗》说，又看不出诗有傅母砥砺庄姜的意思。该怎么说才对呢？倘说意在言外，似乎今古文家两说都通。但说这诗是卫人或国人见其嫁时所作，出自民间歌手，其说较长。
这诗描写庄姜容貌之美，描写卫国风物之美，都很生动，都很出色。
二章描写庄姜容貌，初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只是罗列几种静态，还未能活描出一个美人的形象。末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个倩字，一个盼字，化静为动，化美为媚。这就好像传神写照，把一个美人的形象很生动地呈现在人眼前了。
四章描写卫国风物，以及媵从男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前六句连用了六个表现动态鲜明的叠字，同时又是表现调子谐和的叠韵；末一句又特用一个表态跳动、发声响亮的单字（朅）顿挫煞尾。这就使人一面觉得风物之美如在目前，一面觉得声调之美如在耳畔。富有魅力，使人着迷。自恨钝根，所作直解无法完全表达原文所具有的这种美，这就不能不有厚望于我们的“语言艺术大师”！
子 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子衿》，刺学校废，也是严师益友相责相勉之诗。《诗序》可信。《郑笺》说：“郑国谓学为校，言可以校正道艺。”“国乱，人废学业。”不错。诗说：“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毛传》：“嗣，习也。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郑笺》：“嗣，续也。女曾不传声问我，以恩责其忘己。”诗说：“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毛传》：“言礼乐不可一日而废。”《郑笺》：“君子之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笺》盖用三家义易《传》，较《传》义为长。《传》胶执于“刺学校废”一点，以不嗣音为不习礼乐，以一日不见为一日不习礼乐，实于上下文义不甚贯，迂滞难通。
朱熹《集传》说：“此亦淫奔之诗。”未见得是。又于‘挑兮达兮’句下说：“挑，轻儇跳跃之貌。达，放恣也。”难道这就是他在《辨说》里的“辞意儇薄”吗？这里佻、达二字，他的训诂实未精确。原来《毛传》、《孔疏》说得不错，胡承珙《后笺》又从《毛传》内证、《说文》本义加以详释，已成确诂。
现在我们读诗，但见严师益友的忠告善道，不见情人腻友的甜言蜜语，怎见得“辞意儇薄”？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道：“陈晦伯曰：《朱传》以《青衿》为淫奔诗，及作《白鹿洞赋》又从《序》说，此正中心不能泯处。而安成刘君谓其断章取义。夫毛、郑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本，故吕东莱宗之，作《读诗记》，朱氏乃敢戏东莱先辈为毛、郑佞臣。然则刘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毛、郑佞臣做不得，朱氏佞臣更做不得。辅广吃朱子“残羹”，刘瑾做“朱氏佞臣”，都不曾获得什么光彩！
清儒讲这诗，有调停毛、朱两说的，一主两说并存，一把两说统一。《传说汇纂》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乡校以论执政。然明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盖郑之有学校也旧矣。’郑康成曰：‘国乱，人弃学业。’范祖禹曰：‘大乱五世，学废之由也。’此诗自汉及唐、宋、元、明诸儒皆主学校之说，而《集传》定为淫奔之作。他日朱子作《白鹿洞赋》云：‘广《青衿》之疑问。’则仍用《序》说矣。今《集传》已是不刊，而古义亦有可据，且朱子曾所引用，故节录昔儒之说如右（按，此指其《附录》载毛氏苌、郑氏康成、孔氏颖达与程子、欧阳氏修、严氏粲六家说）。”这主两说并存。魏源《诗序集义》也像是想调停毛、朱两说。他说：“挑达城阙，言以青衿之士为狭邪之游，故刺废学即是刺淫。”他把两说统一，话似圆通，而于训诂不免偶有疏失。难道他和胡墨庄同时，不曾见到《后笺》么？
这诗有汉宋学之争，却无今古文之争。王先谦《集疏》说：“魏武《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虽未明指学校，并无别解。北魏献文诏高允曰：‘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北史》：大宁中征虞喜为博士，诏曰：‘丧乱以来，儒轨陵夷，每揽《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宋朱子《白鹿洞赋》：‘广《青衿》之疑问，宏《菁莪》之乐育。’皆用《序》说。三家无异义。”
按隋王通《中说》道：“房玄龄谓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营营乎？’薛收曰：‘子非夫子徒与?天子失道则诸侯修之，诸侯失道则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则士修之，士失道则庶人修之。修之之道，从师无常，诲而不倦，穷而不滥，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废也？’”这也是引用《子衿》一诗从《诗序》的意义来说的。
可证从汉魏到唐宋，一般人作文提到《子衿》一诗总是指的学校，或者学校中的士子。我们治学，实事求是，并非强调政治第一的柏拉图主义者。如今有人一定要把《子衿》视为淫诗，说成谈情说爱的诗，才认为有人民性，有艺术性。这是尊重人民呢，还是侮辱人民呢？这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呢，还是出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性欲升华说呢？何况在那时社会里，青衿佩玉不是一般劳动人民的服饰呀！城阙通衢之地也不是一般劳动人民冶游猎艳的场所呀！
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出其东门》，是一个男子自述安于自己的耐贫守俭的妻子，不存二心的诗。诗说“缟衣綦巾”、“缟衣茹藘”，是他自己的妻子的服饰，即作为妻子的代词。尽管别的女子如云之多，如荼之美，都诱惑不了他。魏源《集义》以为这是“贞女自述己志”，他是推衍《韩诗》遗说来说的，不见得《韩诗》意原是如此。郑康成兼通今文三家《诗》，明以为作者是男子，缟衣綦巾是作者之妻服。魏默深却说“贞女”所作，不见得是。
朱熹《辨说》道：“此乃恶淫奔者之词。”这诗是否涉及淫奔，还是一个问题。又《集传》在一章下说：“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以为此女虽美且众，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虽贫且陋，而聊可自乐也。是时淫风大行，而其间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谓能自好而不为习俗所移矣。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岂不信哉！”
他赞美这诗人不见异思迁，不遗弃其妻子，所说尚是；说诗为见淫奔之女而作，恐怕不然。诗说如云如荼的女子自是繁盛市区来往的女子，岂能说是淫奔之女？怎见得如云如荼便是淫奔？纵令他在那时说得通，但是在我们这时就说不通了。何况在那个“诗人时代”，贵妇人也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为什么一般妇女不能游览市区，爱热闹，买东西呢？
诗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说：“出其阇，有女如荼。”为什么当时此地有女如云如荼呢？据《左传》记载郑国城门名，共有十二个之多。为什么在《郑风》二十一篇中说到的城门只有东门一处，一见《东门之》，一见《出其东门》呢？
陈启源《稽古编?附录》说：“《左传》纪郑事，所言城门凡为名十有二。曰渠门，曰皇门(皆一见)，曰师之梁门(四见)，曰南门，曰北门（皆二见），曰东门（六见），曰闺门，曰时门，曰鄟门，曰仓门，曰墓门，曰旧北门（以上皆一见）。又有远郊门曰桔柣之门（三见），又有外郭门，曰纯门（二见）。惟东门两见于《诗》，意此门当国要冲，为市廛鳞萃之墟与？故诸门载于《左传》，亦惟东门则数及之。……盖师旅之屯聚，宾客之往来，无不由是，其为郑之孔道可知，宜乎诗之一兴一赋皆举以为端也。虽然，除地之，行上之栗，特假以寓兴耳。至五争之后，室家相弃，出此门者，但见乱离之象，诗所为闵与？”
王先谦《集疏》说：“郑城西南门为溱、洧二水所经，故以东门为游人所集。”可知郑城东门原是一个水陆码头，繁盛市区，游人麇集的地方。当时诗人所以说到东门，陈启源、王先谦也都加以研究和解释了。
这诗今古文家无争论。《诗序》说“闵乱”，说“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还算是就诗论诗，从内证出发。《郑笺》说：“公子五争者，谓突再也，忽、子亹、子仪，各一也。”
王先谦说：“齐说曰：‘郑男女亟娶会，声色生焉，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汉书?地理志》）诗乃贤士道所见以刺时，而自明其志也。鲁、韩当同。”
大约当时当地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发展到反复战争，到生产破坏。一般小市民陷于贫困，家庭生计无法维持，男女关系混乱，夫妻相弃是常事。《郑笺》说：“有女，谓诸见弃者也。如云者，如其从风，东西南北，心无有定。”死解《诗序》，未免可笑。但是我以为诗人对于这些男女，或如《毛传》说的“思不存乎相救急”，无力挽回他们的命运；或如《诗序》说的“思保其室家”，只想顾全自己的妻子。这都很近情理，诗的主旨不外乎此。我们读诗就不必故求深解了。
鹤 鸣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鹤鸣》，像是一篇《小园赋》，为后世田园山水一派诗的滥觞。这个小园颇有湖山之胜。园外邻湖，鹤鸣鱼跃。园中檀构成林，落叶满地。其旁有山，石可攻错美玉。一气说来，意思贯注。诗中所有，如是而已。倘说有贤者隐居其间，那只是诗的言外之意。从来说者大都不知道这是诗人的具体描述，无甚深意，却偏要务求深解，无异乎大家猜谜。无奈没有一定的谜底，怎能使人无可辩驳地相信呢？便是爱钻牛角尖的批评家也说这是隐语，视同哑谜了。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惟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他说这诗说的谜语，谜底只是说理，可以随人感悟。究竟这是什么理？他没说明白，哑谜。想是他中了禅宗所谓“妙道”、“妙悟”的毒，还不一定只是受了《朱传》的影响。
沈德潜《说诗晬语》说：“《鹤鸣》本以诲宣王，而拉杂咏物，意义若各不相缀，难于显陈，故以隐语为开导也。汉枚乘《奏吴王书》本此。”他就直说这诗是隐语。
这隐语含有什么意义？他也没说明白，哑谜。如今我们揭开谜底来说，这是一篇写实诗，是赋义，不是比兴之义。
这诗《毛传》说“兴也”，《郑笺》、《孔疏》于此比兴之义解释太凌杂噜苏，教人看不明白，陈启源《稽古编》只好另作解释。他说：“《鹤鸣》诲宣王求贤，毛义允矣。但《笺》、《疏》述之，语多冗复。今约举其说曰：贤者身隐而名著，与鹤鸣之远闻无异也， 可不求而列诸朝乎？但贤人不贪名利，性好隐居，犹良鱼之在渊，不似小鱼之在渚（原注：此毛义，郑稍异）。故求之甚难也。诚置之高位而不使小人并处其间，如彼园之上檀而下萚，则人皆乐观于其朝矣。然贤人不择地而产，其生长他邦、沉滞未举者，皆有治国之才，犹石之可以为错焉，俱当招致之为我用也。求贤之道，不忽于侧微，不闲于遐远，则无遗贤矣。”这比较任何一家说的简明通贯了，还是不免牵强附会，有如说谜。
恰如《韩非子》记载的郢书燕说，虽非书意，却可借以举贤治国。诗岂似此？春秋战国间谐流行，有《史记》、《国语》、《国策》等书可证。要说《鹤鸣》诗人确以隐语“诲宣王”举贤治国，似亦未为不可。
陈奂《传疏》说：“诗全篇皆兴也。鹤、鱼、檀、石，皆以喻贤人。”“树檀下萚，喻用贤者而退小人。”“榖与《黄鸟》之榖同。……《传》云恶木，喻小人。”王先谦《集疏》也说：“案诗全篇比喻，与《匏有苦叶》同体。”他们两人分别总结了《诗》今古文家之说，同说这诗是比兴之义，可是并没有把这诗完全解通。除非把诗当作隐语，说者效法郢书燕说，就难以说得通的。
《诗序》说这诗“诲宣王”，究竟诗人教诲了宣王一些什么?《郑笺》说：“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一章发端《毛传》说：“言身隐而名著也。”章末说：“举贤用滞则可以治国。”王先谦说：“《后汉?杨震传》：‘野无《鹤鸣》之士。’《杨赐传》：‘速征《鹤鸣》之士。’皆指隐士言，二杨皆鲁说。《易林?师之艮》：‘鹤鸣九皋，避世隐居。抱道守贞，竟不随时。’《无妄之解》：‘鹤鸣九皋，处子失时。’处子即处士。诗言贤者隐居，此齐说。《韩诗》盖同。”这都还是说的诗的言外之意，却和《诗序》说的意义一致，正相补充。
王先谦又说：“《论衡?艺增》篇：《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于朝廷也。《荀子?儒效》篇：〔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之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史记?滑稽传》：东方朔《答客难》云，《诗》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荀、王、东方，皆谓君子德修于身，名闻于远。申明鲁义，其意相同（原注：《史记?东方传》为褚少孙所补，少孙亦治《鲁诗》）。张衡《思玄赋》：‘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以瞥天兮，据冥翳以哀鸣。’应劭《风俗通义》六：《诗》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逸《楚词?九章》注：‘鹤鸣九皋，闻于天也。’《蔡邕集?蔡朗碑》：‘鹤鸣闻天。’此皆《鲁》经文也。《韩诗外传》七：孔子困于蔡、陈之间，答子路以须时（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末引《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推衍之词。明韩、毛文同。”
这里备述了秦汉间儒者文人引用这诗作为修德立名的意义，恐怕都是和《韩诗外传》一样，作为推衍之词，乃引《诗》以就己说之义，未必就是这诗的本义。早在孔门子夏、子贡之流“言《诗》”，就已如此，《论语》屡有记载。孔子称许他们“可与言《诗》”，引《诗》以就己说的风气当是由孔子提倡起来的。荀卿是孔门七十子以后的一个大儒，《毛诗》、《鲁诗》都是出于他的传授。《鹤鸣》一诗毛、鲁之义都“正用其师说”。其实《荀子》这段话乃是引《诗》以就己说之义。
宋儒说这诗比兴之义又多和毛、郑不同，清代汉学家或加以抨击。胡承珙《后笺》说：“此及上篇《沔水》，《序》但曰规曰诲，而不言其事。然《沔水》经文犹有‘莫肯念乱’、‘谗言其兴’等语，此诗则全不见所指，故说者多异。范氏《补传》曰：诗人寓意甚微，视他诗为特异。又偶无《大序》，故诸儒不胜其异说。惟毛氏谓举贤用滞可以治国，郑氏谓教王求贤人未仕者。毛、郑在众说之先，必有师承。《吕记》、《严缉》亦云然。陈氏《稽古编》曰：《鹤鸣》诗纯是托兴，一章之中设喻者四，而不及正意。此与秦之《蒹葭》、陈之《衡门》体制相似，非古注则其旨茫无可测识矣。”他说到宋儒，欲说还休，不敢触犯程、朱。并把陈启源这一段话的下大半段攻击程、朱的话也删去了。
陈启源接续说：“毛、郑以为诲宣王用贤，说必有本。朱子弃而不用，自立新解（《朱传》：‘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掩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分为四意，而文义各不相蒙。夫古人作诗，皆有为而发，语意定有专指，安得一诗而分四意乎？其云‘诚不可掩’，‘理无定在’，乃平居谈理之言，非因事纳诲之语也。至首章‘为错’，既解为‘憎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引程子之言证明其义，则前后复自相背戾。（程子云：‘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吾闻诸邵子云。’）程子之言谓君子受小人横逆之加，则可修省以成其德，如石之攻玉也。憎而知其善，谓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贤，如古之举不弃仇者耳。两义迥别矣。又程语虽为笃论，然以断章则可，非此诗正解也。诗以他山之石喻异国沉滞之贤。见王者取人当旁求远揽，扬及侧陋，取譬之意在他山不在石也。《严缉》既遵古注，又附程语于后，独不思诗以石喻贤者，程以石喻小人，义正相反。爱其词之美而忘其义之乖，疏矣！”这里抨击程、朱，击中了要害。难道《鹤鸣》诗人就已知道讲学谈理？程朱往往以所谓“义理”说《诗》，在今人看来，他们比毛、郑更加陷进了主观唯心的泥沼。这诗就是一例。
今日荐读
诗三百解题（全二册）
陈子展 撰
杜怡顺 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简称“诗三百”或“三百篇”，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反映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社会生活。长期以来，《诗经》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它不仅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广的影响，而且是珍贵的古代史料。
陈子展先生生前浸淫于《诗经》研究，本书是他继《诗经直解》之后又一部治《诗》的力作。全书共分三十卷，依次对《诗经》各篇的写作主旨、作者以及写作时间、社会背景等进行了极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研究中，作者既总结旧学，综合前人成说加以批评；又融会新知，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成果，有涉《诗》义可资取证者，见闻所及，亦皆网罗。全书征引浩博，考论精审，颇多创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陈子展（1898—1990），湖南长沙人，原名炳坤，笔名楚狂。东南大学教育系肄业。曾任南国艺术学院、中国公学、沪江大学教授，长期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中文系主任。专长中国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和《诗经》《楚辞》研究，杂文创作驰名文坛。毕生尤致力于《诗经》和《楚辞》研究。所著《诗经直解》《楚辞直解》，总结旧学，融汇新知，是当今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并著有《中国文学史讲话》《中国近三十年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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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李映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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