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之交（俞伯牙与锺子期）
出自《列子?汤问》，“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讲述了俞伯牙认定钟子期是他的知音之后，在钟子期死后为钟子期弹了一曲《高山流水》，此后破琴绝弦，再也不弹琴了。
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
八月十五那天，他乘船来到了汉阳江口。遇风浪，停泊在一座小山下。晚上，风浪渐渐平息了下来，云开月出，景色十分迷人。望着空中的一轮明月，俞伯牙琴兴大发，拿出随身带来的琴，专心致志地弹了起来。
他弹了一曲又一曲，正当他完全沉醉在优美的琴声之中的时候，猛然看到一个人在岸边一动不动地站着。俞伯牙吃了一惊，手下用力，“啪”的一声，琴弦被拨断了一根。
俞伯牙正在猜测岸边的人为何而来，就听到那个人大声地对他说：“先生，您不要疑心，我是个打柴的，回家晚了，走到这里听到您在弹琴，觉得琴声绝妙，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来。”
俞伯牙借着月光仔细一看，那个人身旁放着一担干柴，是个打柴的人。俞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就问：“你既然懂得琴声，那就请你说说看，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
那打柴的人笑着回答：“先生，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俞伯牙不禁大喜，忙邀请他上船来细谈。
那打柴人看到俞伯牙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相传是伏羲氏造的。”接着他又把这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听了打柴人的这番讲述，俞伯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接着俞伯牙又为打柴人弹了几曲，请他辨识其中之意。当他弹奏的琴声雄壮高亢的时候，打柴人说：“这琴声，表达了高山的雄伟气势。”当琴声变得清新流畅时，打柴人说：“这后弹的琴声，表达的是无尽的流水。”
俞伯牙听了不禁惊喜万分，自己用琴声表达的心意，过去没人能听得懂，而眼前的这个樵夫，竟然听得明明白白。没想到，在这野岭之下，竟遇到自己久久寻觅不到的知音。他问明打柴人名叫钟子期，和他喝起酒来。
俩人越谈越投机，相见恨晚，结拜为兄弟。约定来年的中秋再到这里相会。
和钟子期洒泪而别后第二年中秋，俞伯牙如约来到了汉阳江口，可是他等啊等啊，怎么也不见钟子期来赴约，于是他便弹起琴来召唤这位知音，可是又过了好久，还是不见人来。
第二天，俞伯牙向一位老人打听钟子期的下落，老人告诉他，钟子期已不幸染病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把坟墓修在江边，到八月十五相会时，好听俞伯牙的琴声。
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万分悲痛，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前，凄楚地弹起了古曲《高山》。弹罢，他挑断了琴弦，长叹了一声，把心爱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为纪念他们的友情，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伯牙子期的故事千古流传，高山流水的美妙乐曲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底耳边，而那种知音难觅，知己难寻的故事却世世代代上演着。
管鲍之交（管仲与鲍叔牙）
《列子?力命》，本义指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深厚友情，后来形容朋友之间交情深厚、彼此信任的关系。
管仲和鲍叔牙都是春秋时齐国人，两人少年时就是好朋友。
两人曾经一同做买卖，他们在分利的时候，管仲总要多得一些，鲍叔牙知道管仲家里贫困，从来不因他多得了钱而说他贪心。管仲曾替鲍叔牙办过几件事，可是事情没办好，反而弄得更糟糕，鲍叔牙也并不认为管仲无能，因为他知道事情总有不顺利的时候。
管仲曾三次当官，三次都被罢了官，鲍叔牙并不认为他没有才干，因为鲍叔牙知道他是没遇到赏识他的人，没有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管仲曾经三次参加作战，每次都逃跑了，鲍叔牙也不认为他胆小怕死，因为鲍叔牙知道他家有老人要奉养。
管仲和鲍叔牙后来分开了，管仲做了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做了齐襄公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的老师。齐襄公荒淫无道，把自己的兄弟都赶到了国外。
不久，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得知消息后，都急忙往国内赶，想抢先得到君位。管仲一面派人护送公子纠回国，一面亲自带人去拦截公子小白。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公子小白的车队，管仲劝公子小白和鲍叔牙退回去，他俩不肯，管仲就取出箭向小白射去，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向后倒去。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被射死，就返回去，护送着公子纠不慌不忙地向齐国进发。
谁知公子小白并没有死，管仲那一箭正巧射中了他的衣带钩，他怕再挨一箭，急中生智，假装被射中倒下。看见管仲走了，他才命令抄小路加速前进，公子小白最终抢先赶回国都，当上了国君，公子小白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立即派兵讨伐公子纠，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捉住。齐桓公恨管仲差点儿杀了自己，要把管仲处以极刑。而鲍叔牙竭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他说如果能重用管仲，就能使国家强盛。齐桓公终于被说服，不仅没杀管仲，还让他当了齐国的宰相。鲍叔牙则心甘情愿地当管仲的助手。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管鲍之交”一时传为佳话。
忘年之交（祢衡与孔融）
南朝?宋?张骘《文士传》：“祢衡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重衡才秀，忘年也。”
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忘年之交”。指年龄辈分不相同的人结交而成的朋友。
祢衡，东汉时人，思维敏捷，口才出众，但为人刚强任性，喜欢嘲弄权贵名流，因此一直不得志。
曹操当权时，祢衡来到许昌谋求发展，但拒绝去拜会当时几个有声望的名士，扬言许昌城里除了孔融和杨修，其他的都是徒有虚名。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当时官高禄厚，极有才名。他听了祢衡的话以后，很想见见这个狂傲的年轻人，便特地换了便服屈尊去拜访他。
两个人一见面就感觉意气相投，推心置腹，毫无顾忌，完全忘记了年龄的隔阂。当时孔融已年届四十，祢衡还不到二十岁。
之后，孔融经常把祢衡请去家里喝酒。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孔融对祢衡的才学有了了解，就多次在丞相曹操面前推荐他，希望曹操能够对他加以重用。
曹操约祢衡来见面，但祢衡一向鄙薄曹操的为人，托病不往，还经常在别人面前奚落曹操。曹操被触怒，将他送到荆州刘表那里，不久刘表也不能忍受他的傲慢，将他转荐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黄祖喜怒无常，一次被祢衡顶撞后当场将他斩首。
孔融非常悲痛，认为是曹操间接害死了自己的朋友，之后对曹操更为不敬，最终被曹操以放荡狂言等罪名杀害。
刘柳之交（刘禹锡与柳宗元）
刘禹锡和柳宗元是同榜进士，两人志趣相投，结为好友。后来，两人都参与了王叔文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但运动失败，两人同一天被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
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唯物主义者。柳宗元在被贬期间读了韩愈的《原道》后，写了《天说》对后者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反驳，刘禹锡看到后写了三篇《天论》支持柳宗元。
唐宪宗元和九年，刘、柳二人被召回京城。刘禹锡“性格刚毅，好讽刺”，写了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宪宗知道后大怒，欲将刘禹锡贬到播州，将柳宗元贬到柳州。柳宗元念及刘禹锡母亲年事已高，遂上奏，请求自己代替刘禹锡贬去播州。后在裴度请求下，刘禹锡改贬至连州。
在被贬十年后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再度踏上了被贬之路。再出长安，内心有不甘，也有不忿，两人结伴至衡阳，临别之际，互赠诗作留念。柳宗元写下了《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刘禹锡则回应了一首《重答柳柳州》：“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死于柳州，他将自己未成年人的孩子和遗稿全部托付给刘禹锡。
刘禹锡收到消息时恰逢母亲去世，在回洛阳奔丧的路上。在得知柳宗元去世后他“惊号大哭，如得狂病”，并写下了《祭柳员外文》和《重祭柳员外文》祭奠柳宗元。
柳宗元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刘禹锡将其遗稿编纂成集（《柳河东集》，《柳宗元集》），并且收养他的小儿子。
元白之交（元稹和白居易）
元稹与白居易诗歌理论观点相近，共同提倡新乐府，结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将他们并称为“元白”。
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也同登书判拔萃科，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
后来两人都先后遭贬，分别被放置外地做官。但他们经常联络，有诗歌唱和，并发明了“邮筒传诗”，互相鼓励和慰藉。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流离放逐之心境，无不凄惋。
一次，元稹出使到东川，白居易与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间想念元稹，就写下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当日到梁州。”而此时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如白居易所说的那样，两人终其一生都是友情极其深厚的“文友诗敌”。白居易有诗写道：“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旷世友谊（歌德和席勒）
歌德与席勒，两人均为德语文学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剧作家。他们的友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共同推动了德国文学的发展。
席勒比歌德小10岁，却先于歌德而去。歌德得知席勒死讯时，双手掩面如女子般哭泣：“我一半的生命死去了。”
席勒和歌德的友谊，不论在德国还是全世界都极为罕见。可以说，没有歌德，不会有后来的席勒；没有席勒，歌德在“维特”之后也不会再有巨大的成就。
席勒和歌德在青年时期彼此心存芥蒂，歌德自认为比席勒年长且成就更高，对席勒持有不屑的态度，这极大地伤害了席勒的自尊心。
18世纪90年代，席勒与歌德一改青年时代的创作路数，转向古典文学，这样一来，他们都与当时的很多名家产生距离。为了保持文学的纯正，他们只求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不在乎读者的品味，因此他们高居很多作家和读者之上，两人都感到无比孤独。共同的追求与决心，让两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与一个和自己有相同理想的人一起合作。1794年，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段伟大的友谊正式开启。
席勒与歌德的真诚合作，对彼此来说都是不期而遇的幸福，他们都迎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他们的很多传世名作，比如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席勒的经典剧作《华伦斯坦》等，都是在此间写成。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席勒，我们可能就看不到歌德的巨著《浮士德》。起初《浮士德》的一个片段出版后，读者反应冷淡，真正看出这部作品巨大潜力的人，正是席勒。他曾写信给歌德，敦促他把《浮士德》写完。起初歌德还有点犹豫，连歌德自己都没有信心的作品，席勒给出了完全超前而正确的判断。只可惜，席勒没有看到它的完结。
在席勒去世的第18年，歌德重病一场。康复后，他深感必须马上着手整理和发表他与席勒的信件。也是在这一年，31岁的德国青年艾克曼走进歌德的生命，他常伴其左右，并记录下了歌德人生的最后十年。
在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中，歌德常常提及席勒：“二十年来，世人争论席勒和我谁更伟大。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社会上毕竟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
鲁迅与瞿秋白
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通过共同的朋友冯雪峰介绍，与鲁迅初次通信。后两人在鲁迅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寓所首次见面。
初次见面，两人便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鲁迅对瞿秋白的才华、学识和革命精神深为钦佩；瞿秋白则对鲁迅的深刻思想、战斗精神和在文坛的地位极为敬重。
1932年至1934年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追捕，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曾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的家成为他们最安全的庇护所。鲁迅不顾自身安危（当时鲁迅也处于被通缉的危险中），竭尽全力保护瞿秋白夫妇。他不仅提供食宿，还亲自安排他们的转移和安全事宜。
在避难期间，两人朝夕相处，有了更多深入交流的机会。他们讨论政治、时事、文学、翻译，共同批驳反动文人的言论，合作进行文化斗争。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极大地加深了他们的革命情谊和私人友谊。
瞿秋白是早期系统、高度评价鲁迅思想价值和战斗意义的重要评论家。他编选了《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了著名的长篇序言，称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对这篇序言非常看重和认同，认为瞿秋白是真正理解他的人，发出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感慨。这句肺腑之言后来被鲁迅亲笔题赠给瞿秋白，成为他们友谊最光辉的见证。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前往中央苏区瑞金。临行前，他特地到鲁迅家中告别。为了表达惜别之情，鲁迅特意把床铺腾出给瞿秋白安睡，自己和许广平睡在地板上，“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之万一”。瞿秋白还将其《乱弹》文稿及关于文字改革方案的手稿交给鲁迅保存。不料两人这次彻夜长谈，却成永诀。
次年瞿秋白不幸被捕。
鲁迅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不顾自己病重，全力组织营救。他多方奔走，但未能成功。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英勇就义。鲁迅得知噩耗后，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慨叹：“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为了纪念挚友，也为了让瞿秋白的遗作永存，鲁迅决心搜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遗稿。他抱病亲自担任编辑工作，事无巨细，呕心沥血。他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诸夏”即中国，“霜”是瞿秋白的原名瞿霜），寓意“全中国人民都怀念瞿秋白”。这部《海上述林》上卷于1936年10月出版（下卷于他逝世后出版），装帧精美，校印精良，是鲁迅留给世界、留给挚友的最后一份心血和永恒的纪念。鲁迅在逝世前数日，还支撑着病体仔细校阅《海上述林》的清样。
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理想、深刻理解和生死考验之上的革命情谊和文人相知的典范。它超越了年龄（鲁迅长瞿秋白18岁）、党派背景的差异，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闪耀着人性与理想的光芒。
鲁迅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以及他抱病编纂《海上述林》的壮举，瞿秋白在狱中绝笔《多余的话》中对鲁迅的敬重，都使得这段友谊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感人和最值得铭记的篇章之一。
金兰之交（秋瑾与吴芝瑛）
秋瑾，浙江绍兴人，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吴芝瑛，别号万柳夫人，安徽桐城人，生于官宦家庭。20岁时嫁与无锡名士廉泉，后随夫移居北京。
1903年，在北京，秋瑾与吴芝瑛相识，并结为金兰之交。两人政见相同，十分投契，情同姐妹，经常相互唱和。秋瑾在北京生过一场重病，吴芝瑛等日夜陪侍在侧，精心照料。后吴芝瑛与丈夫南归，隐居于上海曹家渡。
1907年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秋瑾遇难后，无人敢为其收尸，中国报馆“皆失声”。
噩耗传来，吴芝瑛悲恸欲绝，她不顾自己安危，奋笔撰成《秋女士传》《记秋女士遗事》等宏文，并表示要以身家性命保护烈士遗孤。她与其他朋友在杭州西湖西泠桥义葬秋瑾。后来她又在绍兴秋瑾就义处建造“风雨亭”，在杭州建造“悲秋阁”纪念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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