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存在近三百年，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正确评价之，不仅在学术上有其价值，而且有利于后人从中得到启示。
明朝当代人予本朝以很高的评价。宣德年间郑和所立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称：“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嘉靖年间董谷曾以“椒房不预政事”等七事论证明朝“超越前代”。稍晚的刘仕义曾以“兵柄有统，鲜悍将拒命之患”等五事论证明朝“超越前古”。此后仍有给予较高评价者，如民国年间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赞扬明朝得国之正及制度影响之大。新中国成立后，李洵先生也曾指出明清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台湾学者陈进传先生更撰《明史地位及其研究意义》专文，从“海洋时代”等十个方面对明朝的成就进行详细的阐述。
明朝灭亡后，对于明朝给予负面评价者数量极多。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所载张瑄《南征录》提要称：“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日本学者大岛利一《天工开物的时代》一文称明代实为乏趣的时代。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称明代中国已处于“一种深刻而危险的停滞局面”。雷海宗先生称：“有明三百年间，由任何方面看，都始终未上轨道，整个的局面都叫人感到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大污点……整个民族与整个文化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黄仁宇先生称：明朝实行的“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对明朝究竟应作何种评价？笔者以明朝所处时期为时间基准划分“过去”、“当代”和“未来”，认为以“过去”的角度对比“今昔”，结论为“有所前进，令人喜悦”，以“当代”的角度对比中外，结论为“富强先进，值得自豪”，以“未来”的角度注视后果，结论为“丢失机遇，留有遗憾”。
一、以“过去”的角度对比“今昔”：有所前进，令人喜悦
明朝结束了元代那种广大汉人遭受民族压迫的局面，又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使相当长时期内保有数量颇多的自耕农，因而近三百年中虽有一些战争，但大部分时期中绝大部分地区内处于和平状态，加之明朝当局，特别是开国皇帝朱元璋，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改进治国政策，使生产力、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治国方略等，皆比前代有所前进。举其要者，有如下六点。
（一）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上引进了甘薯、玉米、烟草等新品种；手工业出现了斗彩、五彩等新的彩瓷品种，套印、饾板、拱花等新的印刷工艺，以及用竹竿排放瓦斯等采矿技术上的新发明。
（二）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明代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的商品性生产空前增多；商路贯穿东西南北；商业繁荣的城市和市镇大量出现；商业资本相当活跃；南京和苏州等个别地方，居民的生活用品基本依赖市场。在此基础上，主要在东南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三）出现了与商品经济繁荣相适应的新思潮：包括反对孔孟说教束缚、主张思想自由，反对夫权、主张男女平等、否定旧礼教，鼓吹工商皆本，肯定追求私利等。
（四）对传统学术和科学技术知识进行大总结：包括总结和保存古代文献的《永乐大典》的编纂，总结明代及明代以前医药学、农学以及手工业技术知识的《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的编著等。
（五）分散和削减地方官吏及朝廷各部门官吏的职权，建立其互相制约的制度，并削夺地方藩王的参政权与统军权，从而使文武官员、地方藩王等不易发动叛乱，为政局之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永乐至宣德年间以郑和为首的船队七下西洋，空前扩大了中国船队的远洋航行范围。
明朝与以前的历史时期相比，既然已经作出了如上新贡献，并且新贡献皆非等闲之事，或为更上层楼，或为具有时代意义，或为活动范围之大拓展，显然对于其地位理应予以肯定，作为中华儿女言念及此，自然极为喜悦。
二、以“当代”的角度对比中外：富强先进，值得自豪
15世纪以前，各个国家大体是在海洋的限隔下，按地区处于相互分割的封闭状态，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即明朝中期后，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进行了环球航行。从此世界海上航路大开，各地区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地球村开始形成。时代的这一巨变，使得对一个国家的评价也要从“当代”的角度，即适应世界的新变化从其与世界各国相对比而存在的角度去观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程度和所处的地位。用这一角度去观察明朝，会发现此时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乃属富强先进之列。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六点。
（一）在纺织、冶金等当时的工业主导部门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之中，中国的生产力水平高于欧洲。如中国织造丝绸的技艺，为同时代欧洲人所望尘莫及。
（二）中国是世界市场商品的重要来源国。由于中国的生产技艺高超，成本低廉，使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中国输出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远超欧洲各国，欧洲各国围绕着中国货源进行的转贩贸易成为东西方商业交往的重要内容。而西方商人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除白银外很少有其他货物可作支付手段，于是只好以银易货，中国成为出超之国。
（三）中国的富饶受到西方教士的盛赞。明后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在其寄回国内的书信中，或者在其所撰著作中，常常赞扬中国的富饶。
（四）中国的行政体制受到西方教士的盛赞。如范利安在其编撰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肯定明朝当官只能通过考试，认为明朝普遍的秩序井然，是他所见到的政府形式中最有条不紊的。利玛窦在上文提及的信中赞扬“中国政府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1588年出版的马菲撰《16世纪印度史》称赞过中国的富饶和文明后，又特别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大加颂扬，认为科举入仕制度使中国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
（五）外国侵略者武力侵犯中国的活动皆受到明朝的有力抵御。其时“倭寇”是明朝的一大边患，万历年间日本甚至倾全国之力发动侵略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朝鲜的战争，有进一步为患明朝的危险。然而在明朝的抵御下，倭寇经在嘉靖年间终被基本平息，日本发动的侵朝战争也因明朝的出兵朝鲜半岛而遭到彻底失败。葡、荷等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武力进犯骚扰范围，只能限于沿海地区，并不能深入中国的内地，而且在沿海地区的武力侵犯骚扰，最终也被先后驱逐。
（六）西方传教士在明朝被迫采取了非强迫的传教活动方式。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在全世界展开。这些传教士到达一地后，通常强迫当地人遵从欧洲的习惯和办法行事。但对于明朝，则改用灵活方式以传教。他们不要求中国人欧洲化，而是反过来主动中国化——学中国语，穿中国服，读中国书，力求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热心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甚至尽量用中国儒家经典中的词语翻译基督教著作，允许中国教徒保留某些与基督教教义中非根本部分并不一致的习俗。不言而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实力太大，使之不得不如此。
以上六点表明，明朝时的中国，生产水平高低、经济发达程度、行政体制之完善状况以及综合国力的大小，与包括西来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相比，多有超越之处，称之为富强先进，实不过分。作为中华儿女言念于此，岂能不感自豪！
三、以“未来”的角度注视后果：丢失机遇，留有遗憾
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明朝作为一个朝代，除去光亮的主要方面外，也有灰暗而令人遗憾之处。诸如禁止宦官干政以防止管理集团内部纷争的方针未能贯彻始终、注重休养生息而使民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的政策在中后期渐有削弱等。在其时世界各国各民族地位处境面临重新洗牌的新形势下，明朝反应迟钝，丢失机遇，使以后的中国受此牵连，蒙受了少有的挫折和灾难。
地理大发现后，摆在明朝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充分利用地理大发现的机会，大胆走出去，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活动舞台。二是安于原来的利用朝贡关系建立起来的地区性大国地位，继续将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附近地区。按诸当时的实际，明朝对其时的国际新形势缺乏认识，选择的道路是第二条，使自己与新形势带来的迅猛发展机会擦肩而过。不可讳言，其时西方传教士曾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包括西方的火器技术，但毕竟数量有限，远不如走向世界舞台所得为大。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后，中国民间商人到日本和东南亚进行商业贸易者数量亦称可观，但此种商业贸易毕竟属于私人行为，规模有限，远不如由朝廷大力推进得利为多。
明朝放过了新形势带来的发展机会，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却紧紧抓住了这一时机。这使国力的对比开始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倘我们将目光移向明朝的“未来”即清朝，则可发现，西方国家赶上以至超过中国的情形终于不幸实现了。清朝入关后，继续沿着明朝处理国际关系的老路，坚持局限于与周边国家保持朝贡关系，安于充当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于是中国的富强先进地位继续下滑。18世纪欧洲出现了技术革命，这是欧洲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超过中国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眼界狭窄的清朝在武器装备上以骑射为根本而固守之，而欧洲的火器船舰技术却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这样，清朝的国防力量遂大大低于西方殖民者。在鸦片战争中，中国遭空前挫折。在评价明朝的历史地位时，不可遗漏其这一不可忽视的重大失误。作为中华儿女言念于此，心情沉重，不能不为明朝深感遗憾。
回顾和总结明朝的历史，令人感慨万千，其成就在使后世炎黄子孙喜悦和自豪的同时，当可对之产生巨大的激励和鞭策，使之不忘发扬光荣传统，争取再为中华民族增光；而其留下的遗憾则当会使后世子孙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和启示，从而时时注意观察形势的新变化，发现和抓住新机遇，让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一起顺利前进。
选自南炳文著《明史续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文字有删节
